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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國際金融規則體系的共識與共建

作者:admin 人氣: 發布時間:2019-11-18
摘要:當前,全球金融治理體系變革明顯滯后于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在此背景下,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倡導國際關系化,支持聯合國發揮積極作用,支持擴大新興市場國家

  當前,全球金融治理體系變革明顯滯后于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在此背景下,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倡導國際關系化,支持聯合國發揮積極作用,支持擴大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在“一帶一路”的建設中,應遵循市場規律和國際慣例,積極推動共建公平、開放、透明的金融規則體系,統籌好經濟、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增強項目的可持續性,造福沿線國家和人民。

  當前,逆全球化正在發酵,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國際競爭摩擦呈上升之勢,地緣博弈色彩明顯加重,國際社會信任和合作受到侵蝕,全球治理體系和多邊機制遭到沖擊。收入分配不平等、發展空間不平衡已成為全球經濟治理面臨的最突出問題。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習主席指出:“‘一帶一路’倡議豐富了國際經濟合作理念和多邊主義內涵,為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實現共同發展提供了重要途徑。”金融之于“一帶一路”建設,不僅是巨量的貿易投資及基礎設施建設的血脈,更是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參與和引領全球經濟治理的戰略先行者和主動塑造者。共建公平、開放、透明的“一帶一路”國際金融規則體系,既是中國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觀的具體體現,又是關乎全局、影響深遠的框架性、基礎性的制度供給,事關重大而緊迫。

  國際金融體系包括匯率、國際收支和國際儲備、國別經濟政策與國際間政策的協調、國際金融機構等內容。從歷史上來看,一種穩定的國際金融治理體系的建立是服務國際經濟發展的結果。隨著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國際金融治理體系也會相應地調整和變革。在工業以前,主要是“以物換物”的國際貿易,缺乏產生國際儲備貨幣和跨境結算系統的強烈沖動。金本位制度的出現,實際代表了國際貿易地域擴張后,產生了能提供廣泛信用基礎的貨幣制度的需求。現行國際規則體系和以此為基礎的全球金融治理體系,則是源自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各國人民痛定思痛后的選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到牙買加體系,建立了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機制的全球治理框架,其特征為:一是國際儲備貨幣以美元為主,美元仍然面臨“特里芬難題”;二是以浮動匯率制度為主、多樣化的國際匯率制度安排;三是國際收支調節手段趨于多樣化。現行的國際金融規則體系在應對金融危機、促進經濟增長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全球治理格局取決于國際力量對比,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源于國際力量對比變化。近年來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國際經濟格局發生了一些重大的變化: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快速崛起,其經濟總量占全球的比重已從50年前的約25%發展到現在的近40%,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的占比大幅上升。新興經濟體向全球產業鏈的上游發展,發展中國家生產加工初級商品、發達國家提供資本輸出的格局受到沖擊。

  其一,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缺少發言權。目前,對世界及各國經濟運行起到重要作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被美國等發達國家掌控,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自主權受到較大挑戰。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向受援國提供的同時,通常會提出較為苛刻的附加條件,包括要求受援國加速市場開放以及采取提高利率、取消補貼等貨幣和財政緊縮政策。這些要求使受援國有時不得不忍受高失業率和經濟蕭條等代價。

  其二,國際規則呈現“碎片化”態勢。各國或各類金融活動主體的訴求日益多元化、精細化和專業化,從而帶來國際借貸、國際援助、匯率機制等各類規則的“碎片化”,如東盟十國和中、日、韓之間達成的《清邁協議》;美國、歐元區、英國、日本、加拿大、瑞士的六大央行間所達成的貨幣互換協議以及金磚國家央行共同簽署的《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中央銀行間協議》等等。

  其三,金融風險防范面臨較大挑戰。金融全球化帶來跨境資本流動規模的大幅上升,尤其是資本賬戶下跨境總資本流動的高度活躍,進而引發過度金融彈性和金融膨脹,加劇了風險積累。同時,風險的跨境傳導機制變得更為復雜,不僅可以由宏觀經濟環境擴散,還可以通過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傳導。這些都使得當前的金融風險防范變得更為困難。

  這些不足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的世界經濟低迷期,表現得更加突出。因此,全球金融規則體系的變革顯得十分重要而緊迫。在這一全球金融規則體系的變革中,中國勇于擔當大國責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倡導國際關系化,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支持聯合國發揮積極作用,支持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穩步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積極地在構建與“一帶一路”建設相適應的國際金融規則體系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

  習主席指出:“我們應該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變革過程應該體現平等、開放、透明、包容精神,提高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遇到分歧應該通過協商解決,不能搞小圈子,不能強加于人。”習主席還指出:“推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并不是推倒重來,也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創新完善,使全球治理體制更好地反映國際格局的變化,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意愿和利益。”這為國際金融規則體系的變革提供了重要的倡議。筆者認為應以此為前提,充分考慮國際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通過各方協商和合作,加快構建公平、開放、透明的“一帶一路”國際金融規則體系。

  首先,國際金融規則體系應以公平為基礎,更好反映世界經濟格局新現實,致力于推進規則化、法治化,建立有約束的國際協議履行執行機制,推動全球金融組織的份額改革、投票權改革和可獲得限額改革,形成更加平衡的權力結構。增加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金融組織中的投票權,在國際金融議題設定中的話語權,在國際金融事務中的代表性,通過平等合作與對話,反對霸權主義和等級制,減少全球發展不平等和不平衡現象,確保沿線各國在“一帶一路”國際金融合作中地位平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使各國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

  其次,國際金融規則體系應以開放為導向,堅持理念、政策和機制開放。適應形勢變化,鼓勵各方積極參與和融入,不搞小圈子,不搞零和游戲,將共同發展議題置于國際金融規則體系中的突出位置,充分尊重各參與方謀求長遠和廣泛發展的目標以及提升自我發展能力的訴求,強調共治、共享、共贏的開放理念。建立由多邊主義界定的,具有非排他性、約束性和普惠性等特點的國際金融政策,提高金融自由化和市場化程度。繼續把共建“一帶一路”同各國發展戰略、區域和國際發展議程有效對接,不斷提高國際金融下的貿易收支、貨幣匯兌、資金結算、國際信用、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國際貨幣體系等諸多機制的開放程度,為銀行貨幣、資本市場、信用保險以及金融監管等領域的務實合作提供堅實保障。

  再次,國際金融規則體系應以合作為動力,各國要加強溝通和協調,規范“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金融合作行為,加強國際金融領域安全建設,降低不確定性風險和利益沖突。健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金融協調合作機制,豐富資金來源和渠道,促進金融資源在各國間更加科學、全面、多層次的配置,形成低成本中長期的融資機制,為沿線項目提供長效支持,推動互聯互通和貿易投資合作。完善跨國投融資合作,形成信息溝通、聯合融資、風險分攤和利益共享等國際金融合作規則,進一步提高國際金融合作的可持續性。

  最后,國際金融規則體系應以透明為保障,是基于現有規則體系的提升和深化,同時把支持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融入這個規則體系的構建中。規則的透明具體體現在:允許沿線各國及關聯方參與到規則的研究設計、制定實施和評估調整中來,實現各方在規則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的充分協商和溝通,保證信息的公開化,保證各項建設都能夠有章可循,最大限度地提高金融規則的透明度和可預見性,從而推動各參與方的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讓各國都從中受益,實現共同發展。

  2019年4月,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由中國財政部正式發布的《“一帶一路”債務可持續性分析框架》是在借鑒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低收入國家債務可持續性分析框架的基礎上,結合“一帶一路”國家實際情況制定的債務可持續性分析工具。該框架體現了中國對“一帶一路”低收入國家實際國情和發展需求的重視以及在債務可持續性問題上的積極、開放和透明態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贊揚中方的這一框架是完善金融監管、投資規則透明化以及財政可持續性的重要舉措,采用該框架來評估“一帶一路”項目,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

  在“一帶一路”國際金融規則體系建設中,應充分考慮合作國(地區)經濟、金融發展水平和市場化程度的不同需求,提升合作體系的兼容性,統籌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金融監管等領域協作,推動各國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立體化布局,引導形成便捷的信息披露和共享機制,為合作國(地區)的雙邊、多邊經貿往來及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力支持。

  首先,應積極引導多元化金融機構的協調、有序發展。在“一帶一路”國際金融規則體系建設中,推動沿線各國形成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資信評級公司、會計師事務所以及咨詢公司等機構間優勢互補、相互協調、積極拓展的網絡化發展格局。同時,有效統籌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的協調合作,就涉及沿線項目的合作計劃、利率安排、擔保方式等溝通配合,為項目建設提供有力的資金支持。此外,積極發揮投資基金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作用,可根據具體投資項目設立相關國家共同發起的產業基金,引導資金流入,為項目落地提供支撐。

  其次,應積極推動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完善。當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發展水平參差不齊,不少國家的金融基礎設施非常薄弱,削弱了資金在國際間的流動和使用效率。因此,加強國際貨幣支付、清算以及貨幣互換等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能夠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保障資金安全以及擴大資金融通。這既是各參與國重要的金融合作領域,也是開放性原則的內在要求。

  再次,應實現“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的信息披露和共享。參照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機構提供項目信貸的通行做法,擬訂“一帶一路”建設項目投融資等方面的最低信息披露標準、框架或目錄,對相關業務信息、研究和數據庫信息以及財務信息進行及時披露,并搭建信息的發布、交流平臺,有效解決信息的誤解、誤讀和不對稱等問題,充分實現信息的共享,以推動形成一個公開透明、綱目兼備、層次清晰、易于操作、公平執行的信息披露和共享的規范體系。

  最后,應保證規則的一致性,加強金融監管合作并努力避免金融監管套利。應努力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監管體系對接,積極推進各國金融監管機構的合作,共同應對可能出現的風險隱患。同時,金融監管套利使金融市場交易和活動更具隱蔽性、波動性和易變性,強化了信息不對稱,加大了系統性風險。對此,積極倡議各參與方共同推動金融規則的一致性建設,建立并落實責任追究制度、稽查制度及社會監督機制,增強各個規則間的協調性,避免監管人員對自由裁量權的不當使用,杜絕尋租行為,從而實現金融規則體系的公平性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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