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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本質屬性與形態特征

作者:admin 人氣: 發布時間:2019-11-26
摘要:的這些觀點成為黨的八大《決議》中關于國內社會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

  的這些觀點成為黨的八大《決議》中關于國內社會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論斷形成的重要依據。二)解決主要矛盾的著眼點由注重社會生產向突顯人民需要轉變在社會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即人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關系中,人民的需要規定著社會發展的努力方向與價值取向,構成推動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相對于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基本內涵與矛盾的主要方面都發生了改變,但仍然屬于“需要”與“生產”之間矛盾的基本范疇。

  內容提要: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相對于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其基本內涵與矛盾的主要方面都發生了改變,更加強調生產方式的轉型升級和發展的質量與效益,更加強調生活方式與生產方式的內在統一,更加注重新時代人民生活的內涵、品質與價值。新的主要矛盾論斷是基于新的實踐要求的理論創新與發展,體現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入新時代作了有力注解。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新的社會主要矛盾仍然屬于“需要”與“生產”之間矛盾的基本范疇,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和最大發展中國家地位沒有改變的大前提下,國家改革發展的主要問題與中心任務仍不會改變,這決定了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本質屬性無法根本改變。但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演進,社會主要矛盾勢必呈現出新的形態與特征。

  標題注釋: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從嚴管黨治黨,提高黨治國理政能力和水平研究”(17VZL023)的研究成果。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這一論斷,是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最大最根本的理論創新,它是對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處的國內總體環境與發展基本態勢的科學論斷,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提供了理論依據,同時也是對學術界關于現階段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一系列爭論的正面回答。這一論斷實際包含著關于社會矛盾問題的基本哲學觀,那就是社會存在(即基本國情與發展現狀)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規定性意義。理解和把握黨的十九大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論斷,關系到對習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實踐依據,以及對推進新的“兩步走”戰略和實現“偉大夢想”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認識與把握。本文就如何認識和把握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做出相應闡釋。

  一段時間以來,理論界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否發生改變這一問題有多層面的討論,集中于以下三個方面:

  這一觀點主要基于黨的報告中關于“三個沒有變”的論斷,即“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①。有學者認為,就全國范圍而言,社會生產的落后狀況有很大改觀,但沒有根本改變;就全體人民而言,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滿足態勢趨好,但尚沒有得到充分滿足;就矛盾的性質而言,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沒有改變,落后的社會生產仍然是需要突出解決好的主要社會問題。②

  一是認為既有表述過于“泛化”,“缺乏統一的參照體系”,應表述為“先進而不完善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③;二是認為隨著時代發展,“物質文化需要”已不再是生活的全部,應表述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與相對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④;三是認為由于生產與需要都發生了新的變化,應把“物質文化需要”改為“各種需要”(或“物質精神需要”),并在“落后”前增加“相對”二字以變為“相對落后”。⑤

  一是認為現階段我國已經進入到了過剩經濟時代,物質需要已經能夠滿足,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同落后的文化生產之間的矛盾”⑥;二是認為中國社會正處在需求不足的新態勢,其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長的社會生產同人民物質文化需求相對不足之間的矛盾”⑦;三是認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從私人物品生產難以滿足人民對私人物品的需要這一矛盾主要方面,向公共物品供給難以滿足人民對公共物品的需求這一新的矛盾主要方面轉變”。⑧

  不難看出,上述觀點從不同側面、不同視角、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認識,具有一定的建設性意義。但客觀地說,上述討論存在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那就是沒有觸及社會主要矛盾的定性問題。討論的焦點更多圍繞進入總體小康社會之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中的兩個方面的要素構成及其主次關系、主要矛盾的文字表述等問題而展開,而沒有直接對主要矛盾的新特點、新變化加以定性,或者說沒有對社會主要矛盾確立的理論依據及其屬性的判斷依據等核心問題做出深入研究。這無疑不利于正確認識和把握黨的十九大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論斷。

  基于既有的研究現狀,科學把握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新論斷的內容與實質,應著力于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全面認識和把握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家矛盾理論的建構與演進脈絡,尤其是黨的矛盾理論建構的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其二,完整把握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基本內涵,尤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時代性與發展性特征;其三,科學闡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本質屬性及其判斷依據,準確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的新形態與新特征;其四,把握好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與基本國情、基本國際地位沒有變的辯證關系,以及社會主要矛盾與各種具體矛盾的關系。

  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社會基本矛盾理論,尤其是關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理論建構的探討,是本文立論的理論依據。

  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大理論體系的建構有一個共同的理論前提,那就是它們都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發現、闡釋與把握之上。雖然馬克思的矛盾觀在總體內涵和規定上與黑格爾“辯證矛盾”理論有著很大的承繼關系,但是,馬克思矛盾觀的最終依據卻是物質而非觀念,即矛盾必須依據于現實事物自身,才能夠具有其“合理的內核”。這是馬克思主義矛盾學說的哲學基石與重大建樹。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矛盾理論的形成,源于當時獨特的社會背景以及他們對當時社會現實的密切關注。經歷了工業的歐洲,已經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個時代,其內部蘊含的社會矛盾也是全新而獨特的。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作了比較集中的分析:“現存的社會關系同現存的生產力發生了矛盾”⑨,“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⑩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的階級社會中,存在著一個基本的矛盾,即“生產力”和“現存的社會關系”“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在《〈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關于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11)

  馬克思在判定社會基本矛盾的時候,一個最為重要的依據就是社會實踐。在分析社會基本矛盾的時候,馬克思實現了一個關鍵的突破,即不再是從“某種范疇”“某種觀念”出發來解釋“物質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和“范疇”,“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12)。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最重要的物質實踐也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通過對資本主義物質實踐的分析,馬克思最終把握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

  恩格斯對于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判定是在馬克思的判定基礎上展開的。但與之不同的是,恩格斯切入的角度主要是社會化的大生產,從生產的維度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做出了更為精辟的論述,這集中地反映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中:“資本家出現了:他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當然就占有產品并把它們變為商品。生產已經成為社會的活動;而交換以及和它相伴隨的占有,仍舊是個體的活動,單個人的活動:社會產品被個別資本家所占有。這就是產生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13)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恩格斯明確地提出了“基本矛盾”的概念與范疇,即社會化大生產與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而這一對矛盾的根本解決在于無產階級自身。當這一矛盾得以化解的時候,也意味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終結,社會由此也將進入到一個新的形態,即主義社會。相對于馬克思更具概括性的表述,恩格斯直擊資本主義社會的要害,緊緊把握住了資本主義社會不同以往的獨特性——大工業時代所特有的社會化的大生產,并由此出發對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基本矛盾加以闡發。

  十月勝利并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后,列寧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分析,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之后的全新社會形態下的社會矛盾問題并未作專門的探討。因此,列寧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所作的探討是一種全新的理論嘗試,對正式提出社會主要矛盾理論做了非常重要的鋪墊。

  1.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仍舊存在矛盾。列寧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分析的一個突出貢獻在于,不僅承認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仍舊存在著矛盾,更為重要的是,還明確地將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分為對抗性和非對抗性兩類,同時強調,“對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會主義下,對抗將會消失,矛盾仍將存在。”(14)需要指出的是,列寧只是把社會矛盾作了本質性分類,但明確使用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這兩個概念的則是。

  在列寧看來,矛盾始終存在,并貫穿人類社會發展的始終,甚至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仍舊存在。對抗性矛盾存在的一個基本前提在于社會中存在著兩大根本對立的階級。社會主義社會消滅了私有制和剝削,因此不再存在相互對立的兩大階級,各個階級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但他們之間仍然存在著種種差異,由此而來的人民內部的非對抗性矛盾繼續存在。這種非對抗性矛盾可以通過讓步和協調等方式予以化解。列寧的這種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非對抗性的觀點,為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奠定了理論基礎。

  2.承認“人民不一致”。在列寧看來,社會主義社會是介于資本主義社會和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性”。(15)因而,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民內部存在著種種不一致。實際上,雖然列寧沒有明確提及,但是,我們也可以將這種“不一致”看作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列寧明確反對那種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民是完全一致而不存在任何矛盾的觀點:“馬克思一向都是無情地反對那些認為‘人民’是一致的、認為人民內部沒有階級斗爭的小資產階級幻想。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語時,并沒有用它來抹煞各個階級之間的差別,而是用它來概括那些能夠把進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16)列寧認為,雖然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了,但是人民內部仍舊存在著方方面面的矛盾,并將之歸結為五個方面:①工人內部的不一致。“……工人同樣保留著許多資本主義社會的傳統心理。工人在建設新社會,但他還沒有變成新人”(17)。②工農之間的不一致。“城市不能與鄉村相等。在這個時代的歷史條件下,鄉村也不能與城市相等”(18),而城鄉的不相等必然伴隨著工農之間的不一致。③無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之間的不一致,即舊的知識分子與無產階級在思想觀念、工作方法、利益要求等方面存在著差異與沖突。④中央和地方以及各民族之間的不一致。⑤黨和群眾之間以及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不一致。在此,我們不詳細展開。列寧的關于人民內部矛盾的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聯系新中國成立后對于人民內部矛盾的分析,我們就可以看到列寧的“人民不一致”的理論所具有的重要理論價值。

  3.詮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以及各個領域的具體矛盾。在繼承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基本矛盾思想的基礎上,列寧在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對比中,提出了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面臨的主要問題或基本矛盾,即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后的經濟文化之間的矛盾,“……我們無產階級在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權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國或德國都要先進,但在組織像樣的國家資本主義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物質和生產上‘實施’社會主義的準備程度方面,卻比西歐最落后的國家還要落后”。(19)因此,在社會主義階段要發展經濟文化,使之與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相匹配。尤為具有啟發意義的是,列寧對于當時蘇維埃社會各個領域中所存在的具體矛盾的分析。他認為,在經濟領域,蘇維埃雖然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但仍舊存在著小商品生產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私人資本主義、小資產階級。因此,當時蘇維埃在經濟領域的具體矛盾是全國范圍內的社會主義經濟同殘存下來的小商品生產、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矛盾,并提出“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是我國社會主義的主要敵人”。(20)這實際涉及社會主要矛盾問題的討論范疇,而這種經濟領域中的具體矛盾的解決在于社會主義改造的推進與過渡時期的完成。在文化領域,當時蘇維埃存在的具體矛盾在于先進的社會主義文化同落后的封建文化以及資本主義文化之間矛盾;在領域,雖然無產階級已經掌握了國家政權,但是資產階級的影響仍在,因此,其具體矛盾在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對于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爭奪。

  由于時代、國情和社會實踐的不同,社會基本矛盾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尋找社會矛盾的方原則,從社會基本矛盾入手,在具體分析特定社會基本矛盾的基礎上,找出社會主要矛盾的集中表現,是正確認識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徑。認為社會作為復雜的事物必定存在多種矛盾,并且有主次之分,因而在《矛盾論》一文中明確提出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等概念,論證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哲學原理,說明了找尋主要矛盾和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方意義,并闡釋了矛盾對立雙方相互轉化的根據和條件。

  基于上述認識,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就提出了要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文化建設方面來的戰略任務。“目前我們國家的形勢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21)《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主題也是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黨的八大的開幕詞中,還提出了“要把一個落后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22)的任務。在黨的八大會議期間,在會見參加大會的外國黨的代表時,從評論斯大林犯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的角度,多次談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前的主要任務是階級斗爭,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勝利只有七年。我們政權的職能,只剩百分之十了。由于沒有那樣多的反分子,所以的范圍縮小了。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解放生產力,保護生產力。”(23)

  的這些觀點成為黨的八大《決議》中關于國內社會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論斷形成的重要依據。對黨的八大之后關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判斷的偏頗,不在本文討論之列。1979年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指出:“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24)這實際延續了黨的八大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25)的歷史論斷,并把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表述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26)不難看出,這仍然是基于黨的八大《決議》中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論斷的新概括,成為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規范表述。黨的十五大強調這個主要矛盾將貫穿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整個過程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黨的十九大之前的歷次黨的代表大會都堅持了這一表述。這實際為我們正確認識和把握黨的十九大關于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的內涵與本質提供了理論依據。黨的十九大基于“兩個一百年”目標的內在要求,我國社會發展的基本現狀與特點以及人民的現實期盼,對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判斷,進一步明確了新形勢下我國深化改革和推進發展的主要問題與中心任務。

  在《矛盾論》一文中指出:“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告訴我們的方法”;同時指出,“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27)關于社會矛盾理論的方意義在于:首先,分析社會矛盾,必須立足于考察社會實踐;其次,解決社會矛盾,必須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其三,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判斷矛盾性質的關鍵所在,解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決矛盾的關鍵所在。對如何確定社會的主要矛盾,則作了直截了當的回答:“至于什么是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時期全黨和全國人民所必須解決的主要問題或中心任務”。(28)無疑,對目前階段的中國社會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設富強、、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心任務所在。這就構成了黨的十九大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做出新論斷的基本依據。

  在這里,“需要”是中心詞和落腳點,其主體是人民,客體是美好生活,特征是“日益增長”。因此,把握“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要義與特性需要從上述四個基本層面加以分析。

  首先,“需要”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綜合性范疇,不同的學科對其內涵和本質的認識不盡相同。馬克思認為:“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29),“因為我們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會性質,所以他們具有相對的性質”(30),即認為“需要”是人所固有的屬性,這種屬性既包括自然屬性,又包括社會屬性,而馬克思更為強調的是社會屬性。人的需要是主客體在實踐上的統一,即人作為內在主體對外在世界的客體的需要,“需要”滿足的過程就是人類實踐的過程。社會主要矛盾表述中的“需要”正是基于馬克思需要理論之上的建構,即需要是人類為維持自身的生存與發展而產生的對主客觀世界的要求。

  其次,需要的主體是人民。人民既是性范疇,也是歷史性范疇。指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31)在當前中國話語體系中,人民是一個最廣泛的存在,包括了一切擁護和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支持國家統一的社會階層和個體。同時,基于人民的特殊制度身份,人民相應具有了指代社會或國家的意義,人民即社會,人民即國家。因此,人民需要的滿足既是社會個體與群體需要的滿足,也是對于整個社會、整個國家而言的整體性需要的滿足。

  再次,需要的客體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是由“美好”和“生活”構成的一個嚴謹而又寬泛的概念,生活是其中心詞匯,“美好”對“生活”的狀態與品質做出明確規定。美好既是一種客觀存在,也是一種心理感知,同時具有無限的擴張性,即美好沒有止境。生活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范疇和重要出發點,包含著四個基本要素:生命(生活的載體)、活動(生活的存在方式)、社會性(生活的屬性)、價值(生活的意義)。因此,生活既指人們在生存和發展過程中所從事各項實踐活動的總和,也指社會個體或群體對社會活動的主觀感受,更趨向于對基于生存之上的幸福狀態的判斷,從這個意義上說,生活實際上是對人生的一種價值詮釋。“美好生活”這一概念具有普遍性、人民性和超越性等特點,蘊含著對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內在統一性的追求與強調,即擺脫對物的依賴而更多地關注人自身存在的豐富性與價值所在,其核心要義在于人的全面發展。明確提出建設人民美好生活這一理念始于黨的報告,而上升為黨的治國理政戰略是習提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之后。黨的十九大報告對美好生活的內涵作了概要表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這既闡明了美好生活內涵的豐富性、時代性與發展性,同時對美好生活的層次與品質做了明確的規定,體現了黨對生活價值與意義的認識和尊重有了更高的提升。

  最后,人民需要是一個不斷變化和提高的過程。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人的需要具有由低到高的發展特性。這意味著人民需要包含著一個由簡單到豐富、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社會發展在總體上將更趨理想,人的需要也更趨復雜和高端。需要的滿足既是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也是社會發展的應然結果。概而言之,人民需要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歷史范疇,其實現過程就是一個人民不斷追求美好生活的過程,而這一追求的過程又為促進社會更好地發展提供了不竭動力。

  社會發展是社會生產的狀態與產物。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是社會生產的質量與效益不能適應時代需要的直接體現。因此,把握發展的定義與內涵,首先需要對社會生產有一個明確的認知。眾所周知,社會生產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范疇,馬克思、恩格斯對此做了系統的論述,其范疇包含了物質生產、人的自身生產、精神生產、社會關系生產等四個方面。同時,社會生產是由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所構成的一個有機整體,其中生產是基礎性與決定性要素,“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32)同時,分配、交換、消費又會反作用于生產,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協同狀態,構成了社會發展的過程與品質。這意味著發展本身是一個復合性的過程與結果。

  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是相對于“美好生活需要”的內涵而言的概念。“不平衡”凸顯的是發展領域的不全面、不協調:一方面,體現為城鄉發展的不平衡、不同區域之間的發展不平衡、行業之間的發展不平衡等。這一狀態的形成有著復雜的歷史原因,既有區域間發展基礎與行業間優劣差異的先天因素,也有“先富帶后富”的非均衡發展戰略的政策因素,還有傳統的城鄉“二元”體制的慣性因素,同時也不可忽視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存在的發展理念與發展能力的差異,以及國家“兩個反哺”戰略實施中存在的缺陷。另一方面,不平衡體現為五大建設的發展不平衡,這是發展不平衡格局形成的決定性因素,尤其是社會建設與生態建設的滯后,是造成社會整體發展不平衡的重要誘因,也是造成發展不充分的深層次原因。

  “不充分”強調的是社會發展的質量與效益與人民期待之間的落差。發展狀態的評價主要基于社會生產的能力、總量、質量、效益四個基本要素。發展質量與效益是一個國家社會生產總體情況的核心指標,也是衡量人民生活質量與水平的重要依據。因此,發展不充分是基于對社會生產與發展各個環節與各個要素綜合評價所得出的結論。

  1.現階段社會生產的質量與水平仍不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一是社會生產質量瓶頸。現階段我們總體上解決了人民物質生活數量上的需求,但社會生產質量的提升仍面臨著諸多困境,要達到高質量所要求的人性化、綠色化、現代化等,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二是社會生產效率瓶頸。社會生產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導致自然資源與環境的雙重壓力相應增大,而勞動產出低還意味著勞動的商品價值降低,這些都相應提高了人民追求高品質生活的成本;三是社會生產結構瓶頸。近年來,隨著供給側改革的推進,我國的產業結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優化,第二產業中的結構性壓力得以緩解,但第三產業,尤其是教育、體育、文化等行業產能不足、質量偏低等問題仍亟待解決。

  2.社會生產各環節的不匹配制約著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是在分配環節中,存在按勞分配與兼顧公平原則體現不充分等問題,如社會總財富中直接用作國民收入分配的比例相對偏低,產業工人和農村居民收入偏低,以及資本在分配中的強勢化等問題仍然存在。二是在交換環節中,權利與機會的不均等阻礙了基層民眾正當利益訴求與尊嚴需要的滿足。基層群眾社會參與不暢,司法不公,二元體制下的身份隔閡與利益壁壘等對交換公平所形成的現實阻礙亟待消除。三是在消費環節中,消費異化現象遮蔽了需要的滿足,使人成為消費的手段或奴隸,并誘發了生活方式與生活價值觀偏移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3.社會的全面生產仍不能滿足民眾的多元化需要。一是精神文化生產及其產品難以滿足人民的高尚精神生活需要。文化多樣性與價值觀多元并存和相互沖突,社會文化生活的世俗化與功利化傾向,民眾文化需求層次與偏好差異的拉大等,阻礙了人民對高品位精神生活的追求以及社會價值共識的形成;二是社會關系生產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不相匹配。當前,我國社會關系生產呈現出兩個方面的特征:在公共領域以血緣情感為紐帶的關系生產,與以契約關系為基礎的關系生產存在激烈沖突與碰撞;在生產領域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的生產呈現復雜化與非穩定性特點,主雇關系、勞資關系異常敏感;三是人的生產無法適應人的全面發展的需要。現階段我國人口基數龐大、性別年齡結構失衡,高質量勞動力不足尤其是高素質專業人才比例偏低等問題,與當前社會生產發展需要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銳。

  從本質上說,社會主要矛盾是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所決定的。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要矛盾在社會發展的序列中是相對穩定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表現形態是一成不變的,它會根據具體現實條件與實踐水平的變化而變化。同一個國家由于社會發展階段不同,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表現形態及張力的不同,也會導致社會主要矛盾的特征在不同階段有所不同。因此,社會主要矛盾本質的相對穩定性與其表現形態的多樣性是并存的。

  根據關于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劃分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矛盾的性質的論斷,判斷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本質屬性,首先需要確定矛盾的性質歸類。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顯然不是兩大階級對立的結果,不屬于對抗性矛盾或敵我矛盾的范疇。其次,需要考察新的主要矛盾屬性是否改變。新的主要矛盾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是這一組矛盾的主要方面,規定著主要矛盾的性質。它與落后的社會生產是否仍然屬于同一哲學范疇,則決定著新時代我國主要矛盾的本質屬性是否發生改變。社會發展與社會生產顯然屬于同一哲學范疇,社會生產是社會發展的基礎,社會發展則是社會生產的狀態與結果。落后的社會生產顯然與不理想的發展狀態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因此,新的主要矛盾與原有的社會主要矛盾相比屬性沒有改變。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作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進一步聚焦了我國社會發展的問題所在,更強調發展的全面協調與質量效益,直接呼應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其三,現階段我國的基本國情和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決定著社會發展的主要問題及其中心任務不會改變。在這一前提下的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意味著我國社會生產進一步向重視發展質量與綜合效益轉變,人民生活進一步向追求生活內涵的豐富性與品質的高尚性轉變,國家發展戰略目標進一步向富強、、文明、和諧、美麗的整體目標聚焦。究其本質而言,新的主要矛盾進一步強調了社會生產方式與人的生活方式的內在統一,更加凸顯人作為社會生產的目的之所在。總之,新的主要矛盾仍然屬于“需要”與“生產”之間矛盾的范疇,其基本屬性并未發生改變。

  我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意味著以新型生產關系的生產為主要內容的社會關系結構的調整與重構。在這一過程中,人的社會定位、人的需要、社會生產的內涵等都發生了新的變化和演繹,其所呈現出的新形態、新特點直觀反映著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

  馬克思從人類解放維度將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即人對人的依賴關系階段、人對物的依賴階段、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階段。人對人的依賴關系階段和人對物的依賴階段,本質上都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之上的社會生產的產物,人對人的依賴關系固化了奴役與被奴役的社會制度,人對物的依賴關系造就了人的異化與逐利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市場經濟所固有的人對物的依賴成分,但是通過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調節,人對物的依賴關系在其性質、內容、方式和程度等方面都有別于資本主義。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利潤,而是人的自身需要,因此與資本主義社會以攫取剩余價值為根本目的存在著本質區別。這一特性就決定了我國的社會生產是以人民的需要為中心的生產。在我國社會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條件下,逐步擺脫對“物的依賴”關系,而突出強調“以人民為中心”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成為一種歷史必然,而適應和滿足這一轉變的將只能是社會生產的全面發展。

  黨的以來,立足社會生產的結構與階段性特點,國家對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社會生產發展作了一系列安排,即在物質生產數量已經能夠整體滿足人民需要的前提下,引導物質生產向著更有效率、更有質量、更加合理、更可持續方向發展;在精神文化生產領域,提出要把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作為文化建設的根本目的,更加注重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更加注重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加注重凝聚中國精神、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更加注重文化產業發展的方向與價值取向;在改善人的生產方面,更加注重優化人的生產的結構,更加注重提升人的生產質量,更加注重人的多樣性發展需求與自我價值實現;在社會關系生產方面,更加強調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更加注重保障每個人的人生出彩機會與個體尊嚴,更加注重強調人民整體利益的一致性與兼顧各方利益的有機統一。

  在社會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即人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關系中,人民的需要規定著社會發展的努力方向與價值取向,構成推動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而社會生產方式與發展的水平、層次、結構則決定人民需要滿足的程度與方式。是通過推進社會發展的成果外溢來滿足人民的發展需要,還是立足人民的發展需要引領和推動社會的生產與發展,雖然短期內有著可能的近似結果,但卻折射出不同的發展理念與價值觀,從長遠看,勢必會形成不同的發展質量與效益。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我國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解放和發展,物質財富迅速增長,社會物質產品供應逐漸由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同時,隨著人民綜合素質的提升,其公識、價值觀念、生活理念與方式等,都有了新的變化,人民的需要逐步由對“物”的需要轉向更加高層次的愛與尊重、自我發展與自我實現的需要發展。人民不僅“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33),而且對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以及良好生態環境等有了更高的要求。人民需要的多樣化、復合化、高端化趨勢,既是社會發展的風向標,也是社會發展轉型升級的內在要求。需要與生產這一對矛盾運動的側重點變化,決定了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著眼點,將逐步由強調社會生產向突顯人的需要轉變。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將解決好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落腳到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之上。這是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側重點的發展變化趨勢的把握與順應。

  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沒有改變,決定了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仍然是我國發展的當務之急,仍然是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恩格斯將人需要的對象分為“生活資料”“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并指出:“生產很快就會造成這樣的局面:所謂生存斗爭不再單純圍繞著生存資料進行,而是圍繞著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進行”(34)。也就是說人的需要分為生存、享受與發展三種類型。生存需要是一種底線性需要,是保障人之所以為人的基礎。享受性需要則是人為了更好地存在,包括優化生存境遇、提升生活品質、豐富生活內涵的訴求,其本質是人們對更美好生活的向往。這一需要是驅動人的自我發展、自我實現的內動力。人總是不滿足于現狀,并設法超越現狀的,而超越的過程其實就是人的實踐創新過程。人的發展需要是指人挖掘自身潛能、發揮聰明才智,在實踐過程中彰顯其價值和意義,并贏得尊重與尊嚴的需要。顯然,享受性與發展性需要構成了美好生活需要的核心內涵。

  基于生活品質與自我實現的享受性需要和發展性需要,相對于生存性需要的物質性、單一性和自然性,更具有精神性、復雜性、高端性和社會性等特點:首先,享受性需要和發展性需要的滿足,更多地在于人自身的主觀感受,同時包含了通過物質手段實現精神享受的要素;其次,享受性需要和發展性需要涉及到人民需要與社會發展這一組矛盾的各個方面,需要推進包括人的發展在內的社會全面發展才能實現其需要的滿足;再次,享受性需要和發展性需要主要是社會性需要的滿足,只有通過社會交往與發展才能實現。離開適當的社會環境,人的享受和發展需要的實現就無從談起。因此,由生存性需要向享受性與發展性需要的轉變,是基于社會生產整體協調發展、人民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保障之上的一個更加強調品質與內涵的高端化躍升過程,是人民生活狀態不斷趨于美好的質的飛躍。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相對于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基本內涵與矛盾的主要方面都發生了改變,但仍然屬于“需要”與“生產”之間矛盾的基本范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存在著直接的因果關系,但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更強調發展的質量與效益;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則極大拓展了物質文化需要的內涵,并在內涵的豐富性、時代性、發展性等層面有了新的提升。總之,新的主要矛盾論斷是在原有主要矛盾論斷基礎上的發展與創新,體現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提供了理論依據。在國家發展的主要問題與中心任務沒有改變的歷史條件下,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基本屬性無法發生根本性改變。但我們也應該看到,時代的發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演繹,必將賦予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以新的形態與特征。因此,全面把握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既需要認識其內涵的“改變”,也需要強調其本質的“沒有變”,還需要根據實踐的發展變化把握其新的形態特征。

  ①:《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12年11月17日,年11月18日。

  ②翁禮成:《如何深刻理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的內涵》,《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8年第5期。

  ③溫振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要矛盾表述芻議》,《安徽省委黨校學報》,1989年第1期。

  ④常春、張榮華:《對現階段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再思考與新表述》,《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⑥馬擁軍、毛小揚:《財富與需要的內生關系:對當期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狀況的經濟哲學探究》,《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

  ⑧謝地、劉佳麗:《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型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

  (25)(26)《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784頁,第785~786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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